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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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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企業發展史1978-1992前進中國之前,不可不備的參考書!

●內容大要
.前經濟部長 江丙坤、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 蕭萬長、商業總會理事長 張平沼、工業總會理事長 陳武雄、哈佛大學教授 勞維信、《21世紀經濟報導》發行人 沈灝◎一致推薦

本書以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30年為背景,展現了中國企業初創時期的生動歷程,原書名《激盪三十年》,分上下兩冊。本書為繁體中文版上冊,《中國‧飆富時代》(2008年,遠流)為下冊。


一八六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托爾斯泰在給妻子的信中這樣寫道:「上帝賜給我健康和寧靜,我將以前人從沒採用過的方式來描寫博羅迪諾會戰(編註)。」當時他正在寫《偉大的勞動》,這本書後來更名為傳世巨作《戰爭與和平》。二○○四年七月的某個晚上,我也是在與妻子邵冰冰透過MSN對話時提出寫作一九七八年到二○○八年中國企業史的想法,當時我正在哈佛大學甘乃迪政府學院(John F.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做短期訪問學者。

那天下午,我與哈佛商學院和甘乃迪政府學院的一些教授、學生在景致優雅的查爾斯河畔(Charles River)有一場座談,主題是中國公司的成長之路。我們的討論雖以中國公司為主題,但不時穿梭在美國、日本乃至歐洲和印度等不同的國家和制度裡,互為對比參照、論證辯駁。這次溝通讓我深感中國企業研究的薄弱,不但缺乏完整的案例庫和可採信的資料系統,也還沒有形成有系統的歷史描述,關於中國公司的判斷與結論往往都建立在一些感性、個人觀察、甚至是靈感的基礎上,這已經成為國際溝通的最大障礙。於是,如何為零碎的中國當代企業史留下一些東西,便成了當務之急。

這個念頭冒出來的時候,連我自己都嚇了一跳。我當時手邊有好幾個工作選擇,而這無疑是最艱鉅龐雜的。我沒受過歷史專業的訓練,也不是學經濟出身的,雖然多年的媒體工作,讓我有機會接觸到大量事實,在某些時刻也親臨現場,而我也曾出過將近十本財經書籍,可是,要完成一次跨度長達三十年的宏大?事,畢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戰,我的學術背景、掌握歷史的經驗、創作技巧和方法,乃至我的時間和體力,都面臨空前的考驗。

但是,這項工作是非得有人完成的。在查爾斯河畔的那個風和日麗的午後,它如同一個巨大而沈默的使命凌空而降,在我面前,俯視著我。在那場夾雜著英文與中文的討論中,我知道自己無處可逃,未來四年的勞累似乎是命中注定。「我認為現在是開始為這項工作做準備的時候了。」我在MSN上這樣寫道,在那個片刻,我突然能切身感受到一百多年前托爾斯泰寫信時的那份捨我其誰的使命感、另闢蹊徑的自信和即將開始一段充實工作的滿足。
(節錄自前言)

●作者介紹
吳曉波

一九六八年出生,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系。財經作家。「藍獅子」財經圖書出版人,哈佛大學訪問學者。現任職東方早報社。長年從事公司研究。

出版作品:《大敗局》(2001年)、《穿越玉米地》(2002年)、《非常營銷》(2003年)、《被誇大的使命》(2004年)等,其中《大敗局》被評為「影響中國商業界的20本圖書」之一。

●導讀節錄
中國崛起的潛規則/溫洽溢(政大東亞研究所博士)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先輩的傳統,像夢魘一般糾纏著活人的頭腦。
──馬克思

人類的創造性不會無中生有,它總是發生在一定的結構條件之中,受到社會既存結構的牽引。在《中國.崛起》中,吳曉波藉由勾勒中國令人嘆為觀止的改革歷程,以解釋現在,甚至預想未來。同理,讀者也唯有領會啟動中國改革的總體政經結構條件,才能理解吳曉波筆下中國的經改歷程。

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在什麼制度條件下展開的?

一個國家,兩個世界──中共建國沿襲城鄉二元結構,但又以發展重工業為主,造成無法消化過剩勞動力、民生資源有限,於是城鄉之間的流動近乎停滯

中共建政之初,承續了傳統中國的社經結構,城市裡有眾多失業人口,農村則維持著傳統「內捲化」的生產模式,蓄積龐大的剩餘勞動力,國家總體資本積累又相對匱乏。照這樣的結構條件來看,中共理應優先發展輕工業、農業,擴大就業機會,善用龐大而廉價的勞動力。但中國共產黨或囿於意識形態的迷思,或踵繼國民政府的政策思維,捨此發展路徑不就,反倒師法蘇聯的發展模式,透過計畫機制,集中資源提高投資率,強將國家資源優先分配到工業部門。

但問題是,重工業部門大量利用機器設備,創造就業機會有限,並無法滿足城市失業人口以及從農村湧向城市謀生的剩餘勞動力的需要。於是,中國面臨了財經元老陳雲所謂要麼「剝奪農民」、要麼「城市糧食供給短缺」的兩難抉擇。陳雲曾把他所面臨進退維谷的困境形容得十分生動:「我現在挑著一擔『炸彈』,前面是『黑色炸彈』,後面是『黃色炸彈』。如果搞不到糧食,整個市場就要波動;如果採取徵購的辦法,農民又可能反對。兩個中間要選擇一個,都是危險的傢伙。」

最後,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蘇聯模式思考下,中國採取了「統購統銷」的配套措施。一方面對農民實行糧食徵購,以滿足城市和工業部門的消費與生產,另一方面又對城鎮居民實施糧實配售。然而,無論是農村地區統購或者城市的統銷,這兩個環節都需要用一體化的官僚組織來管理,以進行農業生產資料的重分配。於是,中共在城市建立了嚴密的戶口制度,透過戶籍作為糧食配給的系統,又嚴格限制農村人口往城市流動,以緩和城市的經濟負擔。另一方面,則在農村逐步實施農業集體化,透過人民公社之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體制,藉由「剪刀差」的「以農補工」政策,壓榨農民的農業生產,以供應城市工業部門消費和生產之用。

如此一來,為了採取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蘇聯模式,中國在不利的經濟條件之下,又必須先後輔之以統購統銷、戶口制度、人民公社等制度,結果形成中國有別於前蘇聯、獨特的城鄉二元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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